我想我可以這樣概述一下我六七歲時看到的一些人：他們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生活在我所在的城市，在我的身邊，人數不多，是不得已生活在現實與歷史夾縫中的人。他們在戶籍上貴為地主，而現實生活中完全沒有了土地、房產，甚至是尊嚴。
成年後特為此事向母親求證，得到的也只是其身份上的確認，她對他們的瞭解未曾多過我，她無暇也不可能走進他們的世界——一個邊緣化的、隱秘的世界。隱秘是他們與世界隔絕甚至是對立的東西，但對於我當時是不是一種巨大的吸引力量呢？我想是的。
我想像我那時就像一只年幼的貓由近且近、再遠且遠一點一點漸入世界的，很難想像它會像一只成年的貓一樣一夕之間就會跑出好遠。你把這種小貓式的漸入看作是精神的佔有精神的把握怎樣都好，總之它一定是先確認了這一塊的屬權，然後才會拓展疆域去往下一塊。小孩兒的認知過程和小貓有著驚人的相似。我首先熟悉的是我卓悅所在大院的幾戶人家，能在大家大致相同的生活裏看出各自的不同：全院的媽媽中只有媽媽和郭姨要上班，下了班媽媽要做家務；郭姨從不做家務，她家的活要由大女兒來做，她家的大女兒看上去年長的像小女兒阿姨的樣子。
她家的小女兒整天打扮得像只花蝴蝶，全院只有我跟她穿“布拉吉”，並且她穿著“布拉吉”拉手風琴，我沒有。後來我的“布拉吉”也沒有了，媽媽給我改穿短褲，我不穿，覺得那樣像男孩子。媽媽說：
“搬出教師大院就要像這裏的人一樣。”
“那東平姐為什麼可以不一樣？”我反駁。
“人家是革命幹部的孩子。”我無語，小小年紀對媽媽的話也頗有同感似地。這裏什麼都不好，房子、院子、裙子······但至少不會半夜有人來抄家，也不用擔心睡夢中會有窗外飛來橫石將你砸醒。不僅這裏和那裏不同，就是人與人也多有不同，這是我幾歲就明白的道理。
在我確認對“我的院”有了充分的把握之後，我的活動範圍漸漸擴大到鄰院和前後兩條街。人說熟悉的地方無風景，能夠吸引一個小孩的永遠是未知、新鮮與不同。我首先注意到一扇扇緊閉著的門，在那年月它就像現在誰家終日開著門一樣特別。
一門一世界，緊閉的門造成了一種認知上的困難，人往往是以接觸來瞭解彼此的，但執著如我，它也只不過是暫時關閉的門而不是永久關閉的世界。關閉的門、敞開的房給了我一個全新的視角，我嘗試以房度人，就如同人以衣帽取人一樣。以屋取人與以衣取人我認為前者的可信度更大一些，住房之於穿衣是大環境，人無力改變大環境時也會致力改變小環境，所以有錢人沒錢人可以穿的一樣，但真正的差異並不在這裏。貪官說自己如何清廉都沒用，諸多房產會洩露他的秘密。說了這麼多有些跑題，但無外為了 佐證：在精神世界裏從來不敢小覷房子、車子、衣裳······這類身外之物，有時一個自在深隱的世界也可以由此一窺端倪。總之，我像是找到了一把通向秘密花園的鑰匙，它讓我興奮。
在我眼中特別的門有三個，而特別的人則不止這三家。第一扇門在我院對面，隔著一條窄窄的路。門的外觀怎麼說呢？不能用普通、不起眼來形容它，它們更適合我現在的院，而它更適合“破敗”一詞。老式的、對開的木板門長在低矮的屋牆上，是和這屋一起舊了的。房檐上確乎生過青的草，到了秋冬它凋零如屋主人參差的額發。這對老夫妻太老了，老到沒有了話語只剩下“笑”這唯一的表情。如果哪次從這裏經過，會趁著門沒關死的空當探進頭去對著裏面張望。屋主人看見往往會招招手讓我進去，然後坐在那裏兩個人對著我笑，沒牙的兩張嘴半天合不上。他們喜歡小孩子，可他們沒孩子。房間裏有暗紅色漆色已發白的櫃、桌、椅，桌椅的邊角處嵌有鏤空的裝飾。櫃上擺著的幾個高大古樸的印花瓷瓶是最吸引我目光的去處，它的旁邊一個老舊的自鳴鐘，指針在有節奏沉鬱地響著。不知疲倦的歲月裏，老去的是這裏的人，其他的一切則暗示時間在許多年前一次因緣一次意外裏的停滯。
第二扇門來自鄰院，不知怎的直到現在想起這扇門還會讓我有種不舒服的感覺。這不是一個正房而是由正房接出來的低矮的偏廈，已經見不到什麼陽光了，窗戶卻還要由厚厚的窗簾擋住。而臨街的另一扇戶則變成了一扇門，以方便可以不走公共通道。設想一下這樣的房屋會是怎樣的？你一進門就仿佛突然之間掉進了一個井裏，待眼睛由卓悅光明適應了黑暗之後會發現遠處一燈如豆，有微弱的光穿過狹長的房間射過來照著眼前的路。越往裏走房間裏的潮濕黴味越重。一家四口人就終日生活在這樣的房子裏，和外界有聯繫的只有他們的小女兒 ，一個年齡和我相仿的小姑娘娟子，我便是她帶來走進這個門的。她的父親和哥哥都是很平和的人，母親也不能說不平和，只是那張略微浮腫的臉上一雙大眼睛裏承載了太多的東西讓一個孩子費解。這之前我從沒見過哪個女人有如她這樣男人般銳利的目光，它就像寒夜裏的一道利閃直刺人心。
說完了兩扇太乏味的門，該推出我的第三道門了，它可是從哪個角度看都不乏味的。農民會喜歡這裏，偌大的庭院該開出多少菜畦，種多少果樹？放心，房主人是不會錯過享受中國文化中這獨特一味的。城裏人會喜歡這裏，羡慕主人可以獨享兩百多平的房子，且梁柱光鮮，有巨大的玻璃窗屏立如幕牆。畫家會喜歡這裏，這裏有葡萄架如棚遮蔽了底下的荷花池、金魚缸、石凳······數十條體型碩大的金魚分養在幾個白底藍花的的大瓷缸裏，盡得意趣。詩人會喜歡這裏，喜歡在這裏可以“采菊東籬下”，至於“悠然見南山”嘛，本是悠然心會之事，既然景深若此“心會”也就是自然的了。隱逸之人會喜歡這裏，圖它清靜無憂擾，其實也不是全無憂擾，間或有個把貪嘴小孩兒會翻牆過來覬覦園裏的果實，被主人大聲呵斥悻悻而出。回家對父母哭訴，非但沒能得到家長的安撫反倒多有責備，並警告下次不可再去，甚至還動用“某委員”來嚇唬小孩子。小孩子自是不甚懼怕那個穿著稠質中式褲褂的老頭，但會懼怕他後面的“某委員”，知那裏是只可遠觀不可褻玩之所，久而久之也就對其敬鬼神而遠之了。
我是小夥伴中有幸正式接受邀約進過園子的人，也只是前後轉轉並未深入人家的內室，但也足夠讓小夥伴羡慕了。那時我正穿著“布拉吉”梳著日式娃娃頭還不似日後穿短褲的我，假如我一直都是後來的那個樣子，我還會不會有幸進入那個園子也未可知。門有拒絕也會選擇全由主人決定。
我親眼目睹老夫婦被請出門、娟子媽被強行拉出門的樣子，因為他們是地主，那些人是代表國家意志在執法。像這樣的執法手段應該叫做“犯罪中止”吧，就是不管你是正在犯罪犯罪未遂，還是深藏在思想裏面潛意識中的犯罪念頭一併都要加以干預。至於罪，不僅是關乎本人還包括人的原罪：你父你祖是地主不管你是否既得過利益你依然會通過血統遺傳他們的罪性。但有罪還不是最可怕的，當時的基本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現”，至於怎麼表現我一小孩子還不太清楚，總之不過任何可以獲得救贖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於此吧。
郭姨也是大地主家的小姐，但她的日子還可以過的無災無難，只因她嫁了一個大她好多已有了一個女兒的“革命幹部”，她成功地改變了血統也獲得了救贖。還有“中式褲褂”，他比誰過得都像地主卻比誰都過得風平浪靜，直到家裏那位“某委員”過世後，一家人仍然被組織養得很好。我知道老夫婦要比娟子媽表現好。他們被從家裏拉到革命群眾面前接受審判時，老夫婦會誠惶誠恐，而且一直面帶笑容。娟子媽不會，她甚至不習慣低頭，而且目光殺人無數，所以她偶爾會被押上大卡車掛上大牌子同勞改犯一起遊街示眾。別人的牌子上寫著“殺人犯”、“強姦犯”······她的上面寫著“地主婆”，它要證明什麼？她的身份還是她的罪？抑或她的身份就是她的罪？
文革結束時娟子媽們被平了反，國家也把那段歷史作為正常肌體上的一塊癌變清除掉了又恢復了健康。
時代的劇情也變了，人們從關心沒什麼形質的“階級鬥爭”，轉而關心諸如“社會財富分配”、“就業與致富資訊”等和自身利卓悅益息息相關的東西。最後的地主和曾經的歷史一樣確乎成為了歷史，歷史不是用來忘記的嗎？至少他們不在有選擇記憶的那部分，畢竟他們只是大事件中的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