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舞蹈,作为由不同符号系统所构成的艺术世界,其语言载体属性的差异形成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与美感特质。尽管两者在语言组织的内在逻辑和内容表现优势上有根本的不同,但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都属于人类深刻的精神活动,这使它们在艺术之根脉上紧紧相连。
被视为「艺术之母」的较早发生的舞蹈,与其后产生的文字语言乃至文学,在「艺术之树」上既独成体系又交融共生,并且呈现出三种基本关系:
一是互补关系,如我国古代早期艺术,往往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形式。其中,“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诗、乐、舞共同为文艺作品多层面触发情思发挥全方位的审美作用。
二是启发关系,主要存在于因舞蹈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如东汉辞赋家傅毅的《舞赋》:「于是蹑节鼓陈,舒意自广。游心无垠,远思长想。其始兴也,若俯若仰,若来若往。雍容惆怅,不可为象。作品文字之韵律与舞蹈之动律相呼应,不仅成为文学经典,也在当时尚未有影像录制技术的时代,成为舞蹈的另一种保存方式,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我们当下包括身韵、敦煌舞、汉唐舞、昆舞在内的中国古典舞各流派,就是根据戏曲、武术动作,结合古代文物、文学典籍中的记述而予以当代性重建或再创造的。
第三是借镜关系,体现为两者相互汲取营养的形态转化,实际上更广泛地存在于舞蹈对文学的借镜。文学虽然晚于舞蹈诞生,但文字语言作为一种更精确有效的表意系统,反而取代舞蹈原初在情感和信息沟通中的地位,相应使文学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发展,成为创作和理论上具有普遍性的艺术形式,为其他艺术门类也为舞蹈创作提供滋养。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资料图片
在文学的海洋中扬起舞蹈的风帆
有大量的舞蹈编创,最初的灵感来源是文学形象,其中以文学故事改编的舞剧最为典型。
舞剧是舞蹈艺术的最高形式,是综合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因素的大型舞蹈样式,通常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的人物、强烈的戏剧冲突。因此,舞剧的剧本创作与文学构思的关系特别密切。体裁繁多、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史诗、寓言、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成为舞剧创作取之不尽的来源。
以舞蹈为主要叙事方式的舞剧起源于义大利,形成于法国。自法国芭蕾大师让乔治诺维尔提出「默剧芭蕾必须始终贯穿情节」的理念,芭蕾得以从歌剧插舞表演中独立出来,逐步发展为剧情构思遵循戏剧原则的舞台戏剧形式。这项变革使当时的芭蕾从一种几何形式的编排和幕间插舞的娱乐,转而成为描绘生活和表现情感,并体现一定主题与思想的艺术形式。同时,诺维尔认为诗和神话传说是芭蕾创作可直接汲取的美丽题材,只需要添加些色彩和明暗对比即可成戏。此后的浪漫芭蕾、古典芭蕾大多循此法而作,如大众熟知的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就分别改编自德国民间童话《天鹅池》和法国作家贝洛的《林中睡美人》。这些情节简单、带有寓言性质的童话,通常作为展现舞蹈形式美的背景存在。文学改编的传统也因此深入芭蕾创作史。
时至现代,当西方写实戏剧传统与现代艺术注重内心表现的概念相遇,舞剧也不再满足于对单纯童话世界的复刻,而是显现出对揭示复杂人物心理和展现广泛社会现实的关注,情节曲折、主题深邃的文学经典恰恰提供绝佳的素材。如1965年德国斯特加特芭蕾舞团约翰·克兰科根据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奥涅金》,用三段精巧的双人舞,细腻深入地刻画主人公内心情思的变化。承继这一风格,1978年德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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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芭蕾舞团约翰·诺伊梅尔根据小仲马长篇小说改编的芭蕾舞剧《茶花女》,运用倒叙、回忆、戏中戏等叙事手法,成功实现由文学形像到舞蹈形象的转化,也是兼具情节性与抒情性的戏剧芭蕾佳作。此外,文学家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与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仲夏夜之梦》《驯悍记》等也不断改编为各种舞剧版本。尽管交响芭蕾、现代芭蕾、当代芭蕾创作趋于淡化情节,但文学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蕴含的人文意义仍是舞剧创新改编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文学的融入不仅启发舞剧的创作灵感,也提升舞剧的表现范围与人文内涵,促使舞剧更新编创理念,丰富肢体语言与表现手法。

舞剧《雷雨》剧照资料图片
相较于外国悠久的舞剧历史,我国的舞剧创作起步晚,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借鉴西方经验并结合本土文化传统逐步发展而来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集中出现舞剧改编文学作品的现象。这现像是新的社会背景下,觉醒的现代意识和真实的人情人性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促使创作主体纷纷在文学中寻找人文性──写人,写人的情感,,发个体对生命的思考与感悟。在北京,1981年,《红楼梦》首次以舞蹈的形式搬上舞台,舞剧进行既忠于原著精神又适合舞蹈表现的改编。同年,中央芭蕾舞团编创芭蕾舞剧《祝福》,以芭蕾语汇为基础吸收民族民俗舞蹈塑造「祥林嫂」的人物。 1982年,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中型舞剧《繁漪》。 1987年,四川省歌舞剧团根据曹禺戏剧创演了《鸣凤之死》《原野》《日之思》。 1988年,黑龙江大庆歌舞团的舞剧《红高粱》在跳跃的意象组接中传达出强烈的生命情感…
当时被誉为「中国舞蹈半壁江山」的上海,更是在历史的契机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在文学的海洋中扬起舞蹈的风帆,丰富着舞剧创作的文学版图。例如,1981年,上海歌剧院舞剧团将长篇小说《封神演义》改编成舞剧《凤鸣岐山》。这一年也是鲁迅先生诞辰百年,上海芭蕾舞团推出《魂》《伤逝》《阿Q》以示纪念。主创人员在《编创手记》中写道:「我们终于’听见了’祥林嫂临死前发出三个惊心动魄的问题时的呐喊;’体会到’涓生在回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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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时悲愤地想再一次拥抱子君时的悔恨;’看清了’阿Q在浑浊的生活中要争得做一个人的权要争得做一个人的权利时的欲望,这一切都是这些人物内在的’火’…我们不正是要拼命抓住这一团团’火’,才能设计出人体的无数动作和姿态即舞蹈来吗? 」若论对文学情有独钟且产生重要影响的编创者,当数从上海歌舞团走出的编导舒巧。她根据白先勇、李碧华、钟晓阳、三毛等作家作品,创作《玉卿嫂》《胭脂扣》《停车暂借问》《三毛》等舞剧。她认为舞剧创作应面向人,面向当下的人。舒巧的舞剧具有强烈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品格,不满足于舞剧肤浅化地表现简单的故事,不满足于装饰性的舞蹈,而是在文学深邃的含义中开








